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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间:一代人的文学命名

来源: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: 2020-12-06 10:47:53

“70后”作家也到了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间。

12月5日,以“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”为主题的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在浙江德清举行。在场作家里最年长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伟,最年轻的是生于1983年的孙频,中间的弋舟、路内、张楚、付秀莹、阿乙、石一枫都是“70后”。

“我不认为这个论坛是一个‘70后’作家的论坛。”在评论家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,上以艾伟、李洱、东西等作家为界,下以孙频、双雪涛、笛安等作家为线,这两头及中间的作家构成了一个“文学代际”:这一代际的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场,或在1990年代成名,和那些以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为起点的作家群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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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现场。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 罗昕 图



为什么潜意识里能接受代际划分?

弋舟一开始不大喜欢“70后作家”这样的称呼,后来也渐渐接受了。他说:“要直视中国的特殊性吧。至少我们这代作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。这一代人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,都是很独特的。”

“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并在潜意识里接受代际划分这种说法。”张楚称,因为在这个经济、科学、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快速发展的时代,十年或许最能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,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更为明显。

比如“50后”作家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艰难也最变化多端的年代,人们往往能在他们身上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考量。而“60后”作家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,如苏童、格非、吕新、李洱等小说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实,运用复调、多声部、开放式的叙事策略,拓展小说发展的可能性。

从继承关系上来讲,张楚认为“70后”作家或许可以被称为“50后”“60后”作家的遗腹子。“当‘50后’‘60后’作家开始在市场遇冷从而转向时,‘70后’作家刚刚开始写作。他们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,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、阿乙、路内和我。另外,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,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,似乎与我们的时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。而‘80后’作家的作品中,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。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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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舟、路内、张楚、付秀莹、阿乙、石一枫都是“70后”



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重新命名

孙频是在场唯一的“80后”作家,她并不觉得自己和这群“70后”作家就是两波人:“因为我们能聊到一块去。”

她提到,在市场经济发展中,“80后”作家来自不同的家庭,个体差异也很大,这导致他们的写作更多元也更个性化,共同经验相对少了些。“而且,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,社会环境已经变了,作家的光环很小了,我们的写作变成了非常个人化的行为。”

何平说,进入1990年代以后,中国乃至世界都遭逢空前变局:全球化、下岗潮、阶层流动、空间折叠、媒介革命、WTO、汶川地震……“在一定意义上,‘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’。类似于1980年代的文学整体性革命和思潮性推进在1990年代是乏力的,文学和写作者都不再是时代的中心,也不再有力地参与时代建构。表面上1990年代以来并不缺少期刊策划和文学命名,但往往是有话题却推举不出共识经典。1980年代想象的文学共同体让位于文学边界和空间的不断漂移和改写。尤其是随着资本入场和网络技术迭代更新,不同的文学空间更加自我部落化且以邻为壑。”

“当然,从艾伟到孙频,这一文学代际的作家和1980年代作家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断裂或者PASS关系:他们中间有的是1980年代文学的剩余物,有的是1980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和先锋文学本土转换的继承者,但他们又是不同代的作家。”何平强调,他们必须成为今天文学的中坚力量。他们如何被命名?他们和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?他们给汉语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审美可能性?他们的经典有哪些?这些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界关切的话题。

艾伟补充道,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,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,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。但1990年代的文学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命名——文学的碎片化。

“李洱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,认为文学界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、阐释和评价。即使到新世纪,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旧是1990年代以来的逻辑,没有改变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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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作协主席、作家艾伟

 


如何判断“我们是一代人”?

其实,以出生年代为标准划分作家——“60后”“70后”“80后”……这话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。亦有人认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际划分,只有“好作家”与“不好的作家”,或者“活着的作家”与“去世的作家”。

“但我个人认为,中国还是存在代际的问题。”艾伟说,“一方面,因为中国变化太过迅捷,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,由此产生代际。另外一方面,我们根本的历史意志没有改变,我们依旧还是同一代人。”

在他看来,“60后”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,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。“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,一个我叫它‘革命的年代’,一个我叫它‘经济的年代’。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的:一个是禁欲的,一个是纵欲的;一个严肃的,一个戏谑的;一个有所谓的‘信仰’,一个则精神世界完全破败。这两个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,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,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,只是互为倒影而已。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去看,‘60后’‘70后’或‘80后’也好,我们在同一历史意志之中,是同一代人。”

在石一枫看来,比起出生年份,用历史大事件来划分代际或许更为有效:改革开放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,南巡讲话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,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也可以是两个代际,甚至于对整个世界而言,新冠肺炎发生前后都是两个代际。

而路内认为,作家认为的一代人和普罗大众认为的一代人其实是有偏差的,这里有地域政治、精英分子视角等种种因素。技术也同样影响了代际感受,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“80后”作家几乎同时开始使用电脑和互联网,因此也有共同语言。

此外,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编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“我们是一代人”,这份感觉在一些同龄写作者那里反而是没有的。“所以在泛文化层面上,我们前面说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经有了‘我者’和‘他者’。”


对作家而言,“经典化”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?

谈及“文学经典化”,在场许多作家都认为它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虚无的概念。路内直言“文学经典化”在今天极其难谈:“什么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?是获得了文学奖,还是年销一百万册,还是成为‘作家中的作家’?这三个标准没法被一起讨论,它们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。如果要有界定,也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做。”

阿乙也说,写作者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。一部作品从诞生到发表,其实是由文学杂志、评论家、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。有的写作者年轻有为,一开始有一二佳作,但缺了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,不久后也“销声匿迹”。

“我相信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。但我想,能不能成为经典,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,还有天命。你能达到哪一步,这是天命。”孙频说。

付秀莹认为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,而且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,需要当代读者积极参与和认真实践。“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对当代作品的不断筛选、淘洗和逐渐确认,就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,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。任何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读者,都拥有为我们的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。”

石一枫还提到一个问题——我们说的经典化究竟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,还是社会或者政治层面的经典?比如《伤痕》《班主任》是政治学上的经典,《平凡的世界》是社会学上的经典。不只中国,整个世界文学环境中也存在这个问题,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《战争与和平》等作品其实是政治学上的经典。

“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得看清楚,假如真想去写一个经典作品,到底是写文学意义上的经典,还是政治或者社会学上的经典?当然我感觉作家最好还是别想经典的事。作家一想经典,我就觉得特别可笑。”

大家还提到,在2020年迈入“不惑”之年阶段的《花城》杂志,以期刊为载体,实际上也是一部在场的文学史。它身处文学的现场和时代的现场,承载着作者、读者、编者的共同记忆,参与且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。本次活动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、花城出版社、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办,《花城》杂志与德清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。(澎湃新闻记者 罗昕 实习生 周心怡 发自浙江德清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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